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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 来源:中国作家网  本站浏览:52        发布时间:[2021-05-04]

  

  邓小洁看着长明灯,总担心那灯被风吹灭。

  确实有风,门是敞开的,这是守夜的规矩。守夜,不能关门,否则影响亡人的灵魂行走。屋是正屋,门厅,除了大门外,三面墙上还分别开着四个门,其中两个通向两侧的卧室;正对着大门的一方壁子,左右各开了一个门,分别通向厨房和楼梯。因此,墙壁只剩下了两米来宽,正贴着壁子的,是一座一米来高的书案,有些古旧。书案上放着二叔的遗像。大幅的黑白照片,是二叔五十来岁时照的,还很精神。二叔面目清秀,从前当过村小的民办老师。一年四季,他洗得发白的衣服上,总有意无意地沾染着三滴五滴的红墨水。从小,邓小洁就很喜欢二叔身上的红墨水。当然,现在这张照片上并没有。照片只有上半身,准确点说,是头和颈部。胸部仅仅呈现了三四公分,主要是领子,格子的,干净。这和五十岁以后的二叔,完全判若两人。不过这些反差李健并不知道。李健认识二叔的时候,二叔已经五十二岁,算起来,距离现在已经整整十年。李健眼中的二叔,是一个喜欢喝酒、邋遢、不善言辞的老人。皮肤虽然白,但白色上嵌着黑锈。偶尔说话,也是带着酒气,眼睛总是半睁半闭。邓小洁曾经不止一次地想给李健解释:从前,二叔可不是这样子的。但是,她一开口,就仿佛能听见二叔喝酒后的哈欠声。这声音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黏糊,像被风一吹,鼻子里流下的浓浊的鼻涕,硬是将她要说的话给黏了回去。

  “灯不会灭了吧?”

  看来李健也有这种担忧。此时刚刚晚上十点。乡间歇得早,二叔昨天晚上过世,家里人也都忙了一天,“把信”,通知四面八方的亲戚。虽然现在通讯方便了,但“把信”是大事,正规亲戚之间,还是得差人专门跑一趟。人少,都到城里去了。所以有的人得跑三四家。接了信的人,要赶紧到柏庄来。门口安排专人看着大路,这人要灵活,能分辨出哪个人是来吊唁的,哪个人只是走大路的。遇上来吊唁的,他便吱一声:“来人啰,鞭!”

  这“鞭”并非鞭子,而是鞭炮。乡下都这么简单而实用地叫唤着。鞭炮一响,来吊唁的人也基本走到了门前。邓小洁的父亲领着邓小洁的母亲,邓小洁,以及邓小洁的弟弟,一共四个人,就上前拉住来吊唁的人的手,下跪给礼。往往只跪了一半,便被来人搀起来,说:“节哀,节哀!”邓小洁的母亲开始哭,声音嘶哑,那种伤心绝对来自心底。进屋,叩头,家属也得陪着。叩完头起来,递上烟。这烟是必须点火的,还有送过来的茶,也必得喝上一口。人死为阴,烟和茶,都是阳。过往的人都清楚,所以烟也抽了,茶也喝了,然后到房内坐着聊天。流水席是一轮一轮的,有些人事多,便先吃了离开。一些老亲,或者无事的人,就一直坐在房里。他们听和讲二叔生前的那些故事。每个人都似乎十分熟悉和了解二叔,每个人都能说出一大段二叔的人生逸事。这多少让邓小洁有些奇怪。二叔生前,尤其是晚年,几乎不太与人交往。在柏庄,他做得最多的功课是坐在大香樟树下。一个人,静静地坐上半天。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,一开始也有人问:“二叔,看啥呢?想啥呢?”二叔动都不动,更不回话。再后来便没人问了。二叔似乎同大香樟树长在了一起,春天,香樟落叶,二叔身上披着金黄的香樟叶;夏天,香樟生出新叶,二叔被新叶嫩生生的气息笼罩着;秋天,香樟结籽,白色的细小花籽洒在二叔衣服上,他也不掸。到了冬天,大香樟树下风紧,紫黑色的香樟果被鸟儿们给啄了下来,掉落到二叔头上、肩上、手上,他任那浆果破裂,流出紫红的汁水,慢慢地泅染了他的整个身子。一些他早年的学生,有时经过香樟树下,会喊一声:“邓老师!”他也不动,也不眨眼,或者就干脆闭紧了眼。学生有时会放下两个苹果,或者一包烟。有的也拿上一瓶好酒。等学生走了,二叔起身,收了东西,回家,抽烟,喝酒,听戏。

  说到戏,用父亲的话说:“你二叔的一生,就是被戏给误了的!”

  邓小洁总想问父亲说这话的理由。父亲惹出了这个话头,却不愿意回答。她要是再问,父亲便会生气,有一次,居然摔了饭碗。那碎了的饭碗,还是二叔弯下老腰,一块一块捡起来的。母亲使眼色,邓小洁吐吐舌头,从此不提。

  这个前半生干干净净,后半生邋里邋遢的二叔,昨天下午坐在大香樟树下,就悄悄地过世了。他走的具体时间,没人知道。父亲估算了一下,从二叔吃完饭开始,到二叔沿着伊洛河走了一段,又到大香樟树下,然后有人看见二叔在拨弄收音机,他应该是听了一段戏文……如此算下来,至少是三四点钟。第一个发现二叔没声音的是柏连。柏连是村诊所的医生,他说当时二叔尚有体温。那时是五点差三分。因此,最后确定的二叔过世时间是下午四点。柏庄丧事有规矩,从过世之时算起,到丧事结束,一般三天。这三天中,白天一般是流水席,晚上,得有人守夜。守夜的基本是至亲,意思是最后陪逝者一程。殡葬改革之前,逝者的遗体会放在灵堂里,现在,人一去世,马上就由殡仪馆的车拉到殡仪馆保存。家中灵堂便只供着遗像。小时候,庄子里走了人,邓小洁不敢靠近灵堂一步,那阴漆漆的气氛让她心发紧。但这次不同。一来,那是二叔;二来,灵堂里没有遗体,只有遗像。隔壁房间里还睡着远道而来的姑姑、姑父。更重要的是,李健就在边上。此刻,李健斜着身子,半倚在床头上。秋天的夜晚,山区的气温偏低,但对于丧事的燥热却正适合。李健望着邓小洁,说:“风越来越大了。”

  “是啊,风大了。等到下半夜,更大。这门,正对着河谷。风从河谷那边吹过来,半夜里直叫!”邓小洁揉了下眼睛,看了眼二叔,“我有一回写作文,写了一句‘风老大’,二叔将它改成了‘风大得像个漩涡’。我不理解。二叔说,风吹着,越来越大,就像伊洛河里的漩涡,大石头都能吹飞起来。”

  “这比喻形象。”李健说,“这说明二叔观察生活细致。”

  “他本来就是细心的人。”邓小洁说。

  “啊!”李健也望了眼二叔,又问:“风不会把灯给吹灭了吧?”

  昨天下午五点,邓小洁和李健正在民政局排队。五点零六分,他们前面还有一对。那时候,李健正望着邓小洁,眼神说不出是绝望还是兴奋。邓小洁也是第一次感觉到,一个人的眼神可以如此复杂,复杂到比伊洛河的潭水还深,而且纠缠、混浊、坚硬,又柔软。她手里攥着本子,手心里有汗,从下午出门到现在,她手心里一直有汗,但脸色上却镇定。她没有迎向李健的目光,而是看着前面一对,那一对一直坐在他们前面排队。半个下午,也同他们一样,基本没说话。

  手机响了。

  也真是奇怪,平时,邓小洁的手机几乎每隔五分钟就响一次。她在公司做销售,联系的人多。而李健是大学老师,平时不太好交游,有限的联系都限于学生。这手机响声的频率,一开始是由邓小洁发现的。邓小洁说李健是沉默的敌台,李健说你这是谍战剧看多了,什么都往复杂里想。邓小洁说我就喜欢这样想,我们家里两个人,两台手机,一个是光明正大,一个是黑暗料理。她有时候挺佩服自己:一激动了,什么比喻都能用上。李健也不恼,这恰是他的可恨之处。什么事都不恼,有时让人抓狂。李健眯着眼说:“我能听出每次给你打电话的人。”“那还了得?你能听出这个,还不去得诺贝尔奖?”邓小洁咋呼着。恰好这时手机又响起了铃声,李健听了会儿,说:“是客户打来的,约你晚上吃饭。”邓小洁嘲讽似的笑着,接了电话,果然是。她放下手机,望着李健,说:“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。再来一次。”很快,铃声再响,李健只听了两下,便道:“是你闺蜜打来的,说她被公司老板给看上了。”邓小洁有些生气,不过,她却开始犹豫:到底接还是不接?李健的目光告诉她:一定是的。邓小洁感到一瞬间的后怕,如果真是这样,那说明她在李健面前,早已无任何秘密可言。事实上,夫妻之间,怎么可能没有秘密?只是有些秘密可以随着时间,变成夫妻双方的秘密;而有些秘密,则永远只能是其中某一个人的秘密。犹豫着,她还是接了。李健果然又说对了。闺蜜兴奋且骄傲地说,她公司的老板约她晚上出去小坐,就他们两个。她更生气了,干脆道:“那不是什么好事!别去!”

  李健依然眯着眼。他是在研究一个另外的项目时,意外地发现手机号码与手机铃声振动频率之间的关系的。号码不同,发出的振动铃声也有细微的区别。当然,至于号码所带来的事件,则是全凭着推理。那得花很多沉默的心思,就像越狱者,必须花若干年的时间去打一条通向幽暗的隧道。

  可是奇怪得很,这半下午,邓小洁的手机好像设置了拒接,居然再也没响过一次。直到17:09,手机突然响了。她设置的铃声是《女人花》,梅艳芳的歌,温婉、幽怨。她触了电似的,飞快地拿起手机,却又飞快地放下。她没看来电号码,正要用手去按拒接键,李健小声道:“快接了,好像是你老家的。”

  “你连这都听得出来?神了。”邓小洁说。

  “我不是神,我真听不出来了。接下吧!”

  “我不接。你想拖时间?”

  “我不想。可是,这电话你总得接。”

  “快了。等办完了再回不迟。”

  “我觉得还是接了好!”李健说,“说不定真的有事情呢!”

  邓小洁这才拿出手机,一看号码,是父亲。她回拨过去,父亲似乎正在等着她,“嘟”了两声便接道:“小洁,快回来,你二叔走了!”

  “二叔走了?到哪去了?”

  “死了。”

  “死了?二叔死了?二叔真的死了?”

  “下午四点,就在大樟树下死的。你连夜回来,要守夜的。”父亲说,“这边忙,就不说了。”

  邓小洁握着手机,手里却感觉一下子空了,满脑子里回旋着“二叔”两个字。她站起身来,转身就走。李健在后面也不喊,只是跟着她。他们出了办事中心,然后上了车。李健问:“怎么了?”

  “回柏庄!”

  “回柏庄?老家出事了?”

  “回柏庄!”邓小洁提高了声音,接着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李健说:“别哭了,别哭了。回柏庄吧!我马上来买高铁票。”

  “你也去!”邓小洁在哭声间隙加了句。

  李健说:“已经买了两张票了。晚上九点的。明天早晨四点到达青桐。然后打的,天亮前可以到柏庄。”

  邓小洁一回到柏庄,一见到二叔的遗像,就哭得天昏地暗。李健从来没见她这样哭过,一时也有些慌。倒是邓小洁的父亲劝他:“让她哭吧,从小,她二叔就对她好。当时还想把她过继给她二叔呢!”

  邓小洁是真哭,哭到最后,声音没有了,只是肩膀一耸一耸。李健上前扶住她,她的身子半贴着李健。李健又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,他没说话。他本来就是个不太喜欢说话的人。有时候,沉默是一种美德,有时候,却又是一种罪过。十几个小时前,当他们坐在办事中心大厅里的时候,沉默就像刀子,一寸寸地切割着他们,包括他们往昔的岁月,和也许不可能再有的将来。现在,在柏庄,沉默却成了一缕将晚时的夕光,拂动着邓小洁。邓小洁甚至慢慢就睡着了。

  邓小洁的父亲拉着李健走到门口的场子上,递给他一支烟,说:“小洁重感情。我就知道她受不了。”

  “她是受不了。”李健吸了口烟,“她经常念着二叔,说二叔当年每天上下学都牵着她的手,说她最喜欢二叔衣服上那些红墨水,说她……”

  岳父打断了李健的话,说:“这孩子傻!那是早些年的二叔了。后来,她二叔不知怎么就……唉,人哪!”

  岳父将没抽完的烟扔到地上,又用脚旋转着踩了踩,然后望着场子上前来奔丧的人,说:“我还要招呼其他人,你看好小洁就行。晚上,你们守夜!”

  书案上的二叔遗像前,放着水果、三牲。长明灯其实就是一支两寸粗的蜡烛,现在风小些了,烛光由刚才的飘忽不定,变成了一片向上的叶子形状,叶子的最上端呈现波浪形的跳跃。除此之外,书案两端各点着一支细些的蜡烛。二叔的遗像周边,被覆了层黑纱。这让遗像里二叔的白衬衣变得更白。邓小洁站起来,走到遗像前,仔细地端详了会儿。她觉得这遗像里的二叔,有些不太真实。她伸手摸了摸二叔的衬衣。那应该不是假领子,而是一件完整的衬衣。二叔有两件假领子,都是那个唱戏的秦女子送给他的。一件纯白,一件蓝花格子。每天,二叔清早起来,洗脸,梳头,然后就是穿假领子,外面再套上衣服。当然,假领子也没穿几年。大概也就三四年吧,后来就再也没见着了。

  有一年,邓小洁已经读大学了。放假回来,她替二叔收拾房间。在二叔的箱子里,她看见了两条叠得一丝不乱的假领子。她想问二叔怎么还一直留着,但二叔整天喝酒,迷糊着,她总找不到合适的时间与理由,只能将两那只假领子原样放好。事实上她基本不记得那个唱戏的秦女子了。那时她太小。她比二叔小三十五岁。她出生时,二叔还在村小当民师。秦女子来柏庄唱戏,是在她七八岁的时候。二叔先是驮着她站在大香樟树下看戏,二叔一边看,一边还跟着戏腔不断地变化着脚步。后来,二叔带着邓小洁去后台。二叔见着秦女子,整个人都呆了。邓小洁喊他,他也不应。直到秦女子上前来,喊了声“邓老师”,他才害羞似的一笑,然后说:“你把莺莺给演活了!”

  第二天,二叔驮着邓小洁,带着秦女子上了伊洛山。二叔说山上有大片大片的杜鹃,正是开花的最好时节。他们在大青石上坐了半天,秦女子瓜子脸,说话软糯,仿佛舌头打了个转。邓小洁喜欢听她说话,她喊二叔,不是叫“邓老师”,而是叫“邓老丝”。他们离开大青石,一边在山上走,一边说话。有时,秦女子会突然哭起来,有时,又突然唱上一段。二叔有时会停下来定定地望着她,有时又滔滔不绝。邓小洁从来没听过二叔一次说那么多话,而且说话的声音也好听。如果说秦女子说话是山间溪流声,那二叔说话就是溪水碰见了石头的声音。反正吧,那些天,柏庄人总能看见二叔驮着邓小洁,领着唱戏的秦女子,从这山转到那山,从这河转到那河。

  李健看了下手表,十一点多了。

  李健说:“要不,你先睡会儿?”

  “那可不行。守夜,就是要守!”邓小洁回过头来,李健的脸在烛光里半明半暗。她盯了会儿,问:“还记得你第一次跟二叔喝酒吧?”

  不等李健回答,邓小洁就继续道:“喝得烂醉。你就是逞能,不能喝,还跟二叔斗酒。二叔比你多喝了一大杯还多。二叔后来跟我说,喝酒直爽的男人靠得住。现在想想,二叔也是醉了胡说的。真是胡说的!”

  “不是胡说。二叔看道理看得透。”李健说,“他看得出来我是个本分的人。”

  “哼!你是本分,太本分了!”邓小洁坐到床上,风吹着烛光,二叔的右脸被照得明亮。她轻轻道:“太本分了。二叔这人认死理。他认准了一个人好,就好一辈子。比如秦女子。”

  “二叔后来见过秦女子不?”李健知道些秦女子的事,但不全面。

  “没见过。秦女子回上海了。她本来就是上海人。”邓小洁有一年出差到上海,还专门托人打听,想找到秦女子。大上海两千万人口,她自然没能找着。这事,她也没跟李健说过,更没跟二叔提过。她后来想:幸亏没找着,要是找着了,到底跟秦女子说什么呢?说二叔后来变成了一个好酒而邋遢的人?问她后来为什么没回柏庄?或者问她还记不记得当年他们在伊洛山上寻找杜鹃的事?邓小洁觉得自己的想法很荒唐。但她确实托人找了,她甚至想象过找到秦女子后的情形。当然,她也想象过二叔见到秦女子后的情形。二叔后来从不提秦女子。庄子里的人只看到他听戏、唱戏,但从没听他提起过那个在大香樟树下演过戏的上海女子。

  “二叔真的一生没娶?”

  李健这话,让邓小洁有点上火。要是平时,她得跳起来,点着他的鼻子骂一顿。二叔娶与不娶,这在柏庄是个严肃的话题,也是个提不得的话题。二叔后来一下子变得烟酒不离,就连父亲这个做哥哥的骂他,他也只是眯着眼睛不解释。他用不解释来解释一切。他只呈现事实——醉酒、好烟,衣服上有大大小小被烟烫坏的孔洞,醉酒后就趴在大香樟树下,浑身是泥土。庄子里的人见了,总招呼父亲一声:“二叔又醉了!”或者说:“邓老师在大樟树下睡着了。”父亲也懒得去理会。邓小洁刚上大学那会儿,有一年有两个同学——其中一个能算作她的初恋——到柏庄来。一进庄子,刚到大香樟树下,就见二叔喝醉了躺在那里,头发上落满了樟树紫色的浆果。她当时没好意思介绍,那男孩却问了句:“谁啊?醉成这样,还成个人形吗?”

  就因为这话,邓小洁转头就送走了这男孩,他们短暂的初恋也宣告结束。倘若不是那一回,也许……邓小洁望望李健,这个男人是在一次朋友聚会时认识的。他们交往了两年,然后结婚。又过了十年,他们走进了办事中心。然后,她回头看着二叔的遗像,心里头问:“二叔,你还想见他吗?”

  二叔自然不会回答。早在八年前,二叔就开始进入老年痴呆状态。逐渐地,二叔成了个孩子,邓小洁过年回来时,二叔缠着她,要跟她一道上山摘杜鹃。二叔将箱子里的钢笔一支支找出来,都别在衣服口袋上。那些钢笔有好有坏,但共同点是都充过红墨水。有些里面还残余了些红墨水,就渗透到二叔的衣服上。那不是三滴五滴的,而是一朵一朵。邓小洁指着这,对二叔说:“杜鹃花,这就是杜鹃花!”二叔也兴奋地指着说:“杜鹃花,杜鹃花!会唱戏!”接着,二叔就开始唱戏。这个世界上,仿佛除了戏文,二叔再也没有什么能记得了。

  十一点半,邓小洁的手机居然响了。

  李健转过头。邓小洁看了下号码,赶紧掐了。李健道:“怎么掐了?接吧!”

  “我为什么要听你的?”邓小洁说,“我的电话我做主。”

  “你做不了主!再来,你还得接。”

  “你……”邓小洁脸通红,拿着手机站起来。果然,铃声又响了。她一开口就道:“打什么打?我辞职了。”

  挂了电话,李健说:“你不该这么说。人家也是关心你。这都一天多了,也没给人家消息。”邓小洁有些发抖,她最不能容忍李健说话时的这种腔调。李健能听懂她的手机铃声,或许也就能听懂其他更多的声音。包括通话声。可是,李健从来就不说透,他像根木头,横亘在那里,不出声,却坚硬。两个人就这么坚硬地挺了三四年,终于……她想象着在他们之前办手续的那对夫妻,他们现在应该天各一方。时间真是奇妙,就在那个节骨眼儿上,父亲打来了电话。而且,她也没弄明白自己为什么非得拉着李健一道回到柏庄。世间上的事,哪能都解释得了?

  “二叔,不会是你特意要让我们回来的吧?”邓小洁暗自问。

  过了零点,风又大了起来。长明灯上的火苗晃动着,两边的蜡烛已经燃得只剩下半寸长。李健说:“该换了。”就换了两支,蜡烛是直接插在剩下的半寸烛头上的,显得像鹭鸶一样,高脚伶仃。不过,风却吹不到它们,风从正门进来,正对着长明灯那一块。因此,邓小洁又担心了。她问李健:“长明灯要不要换?不会被风给……”

  “长明灯换不得。这蜡烛会一直点到丧事结束的。”李健父亲早年过世,他是经历过丧事的。虽然他家远在东北,可是丧葬点长明灯的风俗,各地都是一样。亡人需要光明,照着他们进入另一个世界,这是共通的。李健走到大门边,正要掩门。邓小洁赶紧说:“不能关。关了,二叔就不能进出了。”

  “不是关,是掩点,风太大了。二叔能进出的。”李健掩了一半,留了一半。他回头坐在床上,说:“下半夜了,歇会儿吧!”

  邓小洁说:“你歇,我守着。”

  李健笑笑,说:“还是我来吧,你也累了。”

  邓小洁忽然道:“你说二叔真的还没走?”

  “没全走。”

  “怎么叫没全走?”

  “二叔的身体走了,他的灵魂应该还在柏庄。他得一一地看过了,辞过了,再真正离开。”

  “那得多长时间?”

  “这得看二叔自己的意思。”

  “二叔有啥意思?他都……”邓小洁本来想说他都痴呆了,又咽了回去。事实上,二叔也不能算痴呆,只是后来他的反应更加迟钝。除了酒、烟和唱戏,他对任何事物都开始感到陌生,包括柏庄的男男女女们。但二叔有时候,又会一下子明白起来。明白了,他就坐在大香樟树下,见人就喊,准确无误。他能说出很多人往年的故事,有些曾经是他的学生,他甚至记得他们入学时的样子,考试的分数,作文的内容……这让很多柏庄人惊讶,害怕,回避。也就是在他灵光一现的时刻,邓小洁有一次问二叔:“怎么就跟秦女子断了呢?”

  “我不能害她!”二叔说。

  “你怎么害她了?她也喜欢你。”

  “她是上海人,我们这小柏庄,不是一重天地呢!”二叔眼光高远,很快又收回来。就在他收回眼光的那一瞬,他开始打哈欠、流口水,接着,他闭上眼,很快就起了鼾声。

  邓小洁眼泪都快出来了,她问二叔:“上海人怎么了?你当年要是答应了她,不就……何况,你不答应,为啥后来一直一个人?你心里只有她,是吧?”她见二叔没反应,又哭道,“二叔啊,傻二叔,你抱着一个梦过了一生啊!”

  二叔忽地睁开眼,说:“有梦多好。梦好呢!”

  接着,二叔又打起了鼾。

  虽然天气不冷,但到了下半夜,寒气还是从地底往上冒,邓小洁感到从脚底开始慢慢地凉了,她将脚搁到床上。半小时前,父亲曾送来一床薄被,李健将被子展开,盖在她的下半身。两个人一头一个,坐着,眼光刚一交织,又飞也似的闪开。李健说:“我大学一个老师,也是一生未娶。直到他逝世时,才有人说出真相:他爱上了他的师母,而师母一直也不知情。就那么着,他一个人孤独地过了一生。”

  “他孤独吗?我觉得他不一定孤独,他可能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加丰富。我是指内心里的。多少人看着像只筐子,装得满满当当,可是,一倒下来,都是空的。空的,李健,你知道吧,空的!”邓小洁声音又提高了,这声音让长明灯的火苗又加速了晃动。

  “就像我们。”李健自语着。

  “我们?”邓小洁问完后,就转过头。二叔似乎也在望着她。二叔的白衬衣领子似乎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换了。那换下来的明明白白就是邓小洁那年在箱子里看见的白色的假领子。她揉了揉眼睛,那领子上有三滴红墨水,一滴在左边,两滴在右边。她顾不得穿鞋,下了床直奔遗像。凑近了看,确实,那领子上的三滴红墨水,像三朵杜鹃,正浅浅地开着。她喊李健:“你过来!”

  “怎么了?”李健有些紧张。

  “过来!”

  李健跑到遗像前,邓小洁说:“你看看二叔这领子,上面是不是有三滴红墨水?”

  “没啊!”

  “没吗?”

  李健又凑近些,鼻尖几乎贴着遗像,说:“一平的领子,明显是新衣服。哪有什么红墨水?一定是哪年特意照的。”

  “怎么会没红墨水呢?”邓小洁指着领子,“这不是吗?这不是吗?瞧,这边一点,那边两点,一共三点。你怎么就看不见呢?”

  李健更凑近了些看,看完,他望着邓小洁道:“是有,是有!共三点,全是红色的,三点!”他说这话时,背后禁不住有些许凉气。他离遗像远了些,又拉着邓小洁回到床上,说:“二叔当了那么多年民师,带着红墨水走,是对的。一定得带着。”

  邓小洁哭了,边哭边说:“二叔前半生就想着两件事,一是秦女子,另外一件就是转正。可是,他两件都没办成。李健,你说,二叔是不是就因为这,后来才变了样子的?”

  “是,一定是!”李健说,“两件事,让他从里伤到了外。所以他才……心伤得太狠了,就没心没肺了。”

  “你才没心没肺呢!”

  “我是真的也快没心没肺了!”

  邓小洁哭了会儿,竟睡着了。李健一直睁着眼望着二叔的遗像。他觉得这个过世了的二叔,如同一面镜子,照出了自己的未来。他一直看着,叹了口气。他看到在二叔遗像的旁边,放着二叔天天不离耳朵的收音机,还有钢笔、一本笔记本和其他一些二叔的遗物。他想上前去看看,又怕影响了邓小洁。因此,他一直看着遗像与遗物,偶尔也回过神来看看邓小洁。这个和自己生活了十年的女人,一晃也快四十了。

  凌晨三点,邓小洁醒来。她问:“几点了?我怎么没梦见二叔?”

  “三点。”

  邓小洁起床来回走了走,李健指着二叔的遗物说:“那些,都得烧了,随着二叔去的。”

  邓小洁便上前去翻动遗物。收音机、钢笔、手表,她最后拿起笔记本。这是一本普通的带壳子的蓝色笔记本,打开,里面抄着的都是曲谱。满满一本子,字迹清秀,但能看出,抄写的年代相当久远。有些字迹已开始发黄,而有些还像昨天才抄上去一样。她眼泪又出来了,二叔啊二叔,这些戏文曲谱,是真正地刻进你心里去了。她正要将笔记本放下来,一张照片从壳子里掉下来。黑白的,她稍稍一看,就知道那是秦女子。秦女子没化妆,正看着她笑。那眉眼,那神情,那……她一下子想起当年,二叔驮着她,和秦女子一道上伊洛山。那些杜鹃,杜鹃丛中,秦女子和二叔一会儿哭,一会儿唱……

  照片背面有字,写着“秦,1961

  ——1984——2007”。

  李健说:“1961年秦女子出生,1984年秦女子到柏庄。2007年呢?”

  “一定也跟秦女子有关。那年,二叔突然就变了个人,喝酒,抽烟,邋遢。你记得吧,你第一次到柏庄来的时候,他就已经……那一年,秦女子怎么了?难道他们一直有联系?是不是秦女子死了?”

  “一切皆有可能。”李健说,“现在唯一知道的是,2007年就是二叔生命的一个分水岭。就像前天,如果我们……那也将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分水岭。”

  邓小洁异样地望着李健,半晌才说:“等二叔丧事结束,我们还得去办!”

  李健愣了下,他实在弄不明白邓小洁这话的真假。但他在一瞬间同样做了个决定:他要放弃项目研究的副产品,从此,他不再听邓小洁的手机铃声了。

  洪放,1968年生,安徽桐城人,现居合肥。中国作协会员,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出版长篇小说多部,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万字。作品多次被选载,收入年选或获奖。

   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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